魏南枝:中美比较视角下的全球化 新冠疫情危机与国家治理

来源: 紫荆网 
魏南枝:中美比较视角下的全球化 新冠疫情危机与国家治理

[导读]紫荆网12月1日报道:11月28日,2020年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年会暨“国家治理的全球视野”学术论坛于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顺利举办,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魏南枝副研究员出席年会并演讲。

魏南枝。

魏南枝。

紫荆网12月1日报道:11月28日,2020年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年会暨“国家治理的全球视野”学术论坛于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顺利举办,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魏南枝副研究员出席年会并演讲。

附原文:中美比较视角下的全球化、新冠疫情危机与国家治理

文/魏南枝

今天跟各位老师汇报题目是“中美比较视角全球化新冠肺炎危机与国家治理”,短短十来分钟这个题太大,我择其要跟大家汇报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基辛格的这句话,“新冠肺炎病毒‘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剧变可能持续几代人’甚至‘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先不讲究竟是否会影响几代人和永远改变世界秩序,我们关注基辛格本人。这位辅佐过三代美国总统的元老级别人物不久前被特朗普解聘了,20世纪70年代作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北京的时候,希望通过和中国改善关系在美苏争霸过程中获得战略优势。没想到,基辛格的人生到90多岁的时候,不仅看到了冷战结束,而且经历了今天世界格局和本人际遇的重大变化。今天想汇报第一个要点是,今天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绝不是以中美两国国家实力相对变化作为唯一变量。更重要的变量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根本性作用。

前些年,全球治理这个概念被炒作得火爆,有一种感觉是有了好全球治理就可以弥补一些国家治理的短板,或者以全球治理确定一些基本标准,各国的国家治理就依照这些标准来进行。这种类乌托邦的想法与当年波兰尼的构想不谋而同,他认为“唯一可避免这种灾难性局面(两次世界大战)的途径,是建立拥有一种超越国家主权的组织权力的国际秩序。”。

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让世界人民的厌战情绪很重,美国领导世界多国也的确构建了一套形式上“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IMF等。但是,这些国际组织并没有“超越国家主权”的实际权力,背后实际上还是美国等强权国家制定这套秩序的标准。

这样一个以政治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什么时候发生重大变化呢?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资本力量越来越突破了国家权力容器向全世界蔓延,政治国家对于资本的管制能力越来越降低,资本试图将世界变平的过程中,全球治理概念才成为显学,因为政治国家已经不再是国际秩序唯一规定者和标准制定者,政治国家、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等等都会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力,其中特别是跨国资本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全球议题和全球政策、全球治理走向等的影响力都非常大。

这样情况之下产生了对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二者关系的思考,首先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政治国家能力受到日益膨胀资本权力限制,这个问题不用多说,无论2016年特朗普上台,还是2020年美国大选情况都能看到,美国财阀政治掌控着美国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个西方世界的代议制民主都不同程度上出现危机,体现出了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资本权利三者一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成的短暂平衡已经完全失衡了。

回到国家治理,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来看,当然中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但是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自主性更强。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和现代交通方式的革新等,使人、信息和资源流动越来越便捷,看上去世界变小了、个人显得越来越自由了,我可以早晨在北京吃早餐,坐飞机到纽约吃晚餐等等。但是,个人实际上也越来越脆弱,因为资本需要将人变得越来越原子化,脱离家庭、家族,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链条,越来越脱离社会属性的个人抵抗社会风险能力是在下降的,因而贫富悬殊在迅速扩大,有能力成为全球公民的精英阶层享受自由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在下沉、底层越来越沉淀于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越来越下滑,所以反过来越来越需要国家治理的保护。

这样一种“自由度和脆弱性”的并存关系在中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美国的“散装抗疫”凸显了个人的脆弱性,大面积经济衰退使得很多人处于美国梦的破灭之中;中国前些年做的一系列工作为2020年的抗疫成功奠定了基础,例如强调共同富裕和落实精准扶贫,又如反腐败。这样一种逆向关系使得我们看疫情背后是和中国前些年做的一些工作在今年体现出效果。第一,第二,如果没有共同富裕、精准扶贫,很多基层老百姓对于政府信任度不会这么高,政府对于疫情防控的很多工作老百姓不会支持;如果没有反腐败,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也是不会如此之强。这是国家治理层面看中美的对比。

全球治理方面,实际上全球治理存在两种权力之间的博弈,政治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二者在主导国际秩序的进程中既有合作、更多是博弈。比如说2020年大选很明显看到的是拜登代表全球主义和特朗普为代表孤立主义(爱国主义)两条路线之争。而中国也不尽然是经济全球化受益者,正如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说过,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此我们应当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结合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再回过头看全球治理,就非常清楚地发现,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例如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不足以应对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国家治理能力仍然是全球治理是否有效的基石。

正因为经济全球化加速和加大了人员的全球性流动,所以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传播的非常之快。但是,疫情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浪潮,客观上阻碍了人员的跨国流动,也一定程度上对全球贸易产生了阻碍作用,使得部分全球产业链条被迫中断。因此,越来越多大型跨国企业在反思全球产业链条过长、过于复杂,是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再次,疫情期间,中美的技术脱钩在不断加速。

新冠肺炎疫情也使得国家治理效能问题凸显。新冠肺炎疫情在加速逆全球化过程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各国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视。美国抗击疫情不力,除了“散装美国”的体制原因,还有美国是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因素,大量抗疫物资自己造不出来。与此相反,中国处理重大疫情的能力较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抗疫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很快能造出来,不同经济结构使得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各国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2020年年是国家治理能力大考,体现治理效能、人权水平、社会团结等等各方面。

疫情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因此加速缩小。2019年中国GDP是美国GDP67.6%,但因为今年美国经济急剧衰退和中国经济快速反弹,根据《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的GDP将占到美国GDP72.5%,这是一个很重大变化,加速了两国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

结合上述几个方面思考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走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觉得会出现“一分为二”的大分裂。但是,今天的世界格局和美苏争霸时期不是一个概念,中美同处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而且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实力也在迅速增强,他们不是被动地受制于中美博弈,而是在充分利用中美博弈增强自己的实力。并且,可以确定的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已经不再能够完全左右世界经济格局。

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看待国家治理未来?究竟西方中心主义未来是什么,资本把持话语权未来是什么,各种正确全球治理、国家治理范式、标准和价值未来是什么?中国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正如霍布斯鲍姆在1994年曾经无比担心冷战结束“产生了一个政治变幻、不稳定、混乱和内战的广阔地带”,21世纪虽然被称为“亚洲世纪”,我们应当避免李显龙所担忧的“危险的亚洲世纪”,而是尽可能管控分歧。

责任编辑:刘子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