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国家治理与宪法实施

来源: 紫荆网 
张翔:国家治理与宪法实施

[导读]紫荆网12月1日报道:11月28日,2020年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年会暨“国家治理的全球视野”学术论坛于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出席年会并演讲。

张翔。

张翔。

紫荆网12月1日报道:11月28日,2020年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年会暨“国家治理的全球视野”学术论坛于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出席年会并演讲。

附原文:国家治理与宪法实施

文/张 翔

首先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邀请,非常惶恐跟各位老师和前辈在同一个讲台上发表自己非常不成熟的一些想法。

刚才主持人介绍这个研究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成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又以此作为专题进行了展开和阐释。

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后,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说法,他说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是姊妹篇,要结合起来看。按照我不成熟理解,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相当重要层面上是国家治理法治化,而国家治理法治化中宪法又居于中心地位,现代法治是以宪法为基础或者以宪法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解题关键是宪法。这提示我们要思考国家治理与宪法实施之间的重要关系。

提到现代化,我们讲,宪法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这些年也有一些学者做“古代宪法“研究。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古代宪法“其实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只是基于现代宪法的视角,回溯到古代,认为古代也有制度、权力配置等等类似的存在,于是似乎可以把这些东西叫做古代宪法。

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无宪法,有制度。政府中各种职权之分配,借由详密之规定。精细周到,远非西方宪法可比。所谓君权,在中国历代政府制度中,亦有种种规定,种种限制。”但无论如何描述修饰,这都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宪法。现代宪法,一定是法律化的,一定意味着以法律规范全面约束政治统治。现代意义的宪法,不是对政治状态的经验描述,而是试图对政治统治进行一般性规约的“高级法”和“根本法”。现代的、规范意义上的宪法,是将国家的统治视为宪法的委托。古代的政治统治已经有事先假定的正当性,而现代的政治统治却是由宪法赋予正当性的。现代宪法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不再是偶然的、个别修正式的,而是全面的、基础性的。显然,规范性宪法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产生于近代的“革命性断裂”之后。

我们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注意宪法概念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其核心是规范性。规范性的宪法概念有着非常重大的国家治理意义。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阐释中,梳理出13项重要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对比宪法会发现,这些制度都是由宪法确立的,都是在宪法中规定下来的。宪法具有确立统治和正当化统治的功能,这就是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认识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当程度上意味着,这些宪法中被确立下来的制度在现实中、在国家治理中被真正落实下来。

这里,我们宪法学者高度关注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就有其重要的功能。合宪性审查制度指向宪法规范所确立的制度、所保障的权利不被破坏、不被侵犯,指向国家权力受到宪法的有效约束。在保障宪法实施的同时,也是在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我国构建保障宪法实施制度,刻意回避了“违宪审查“这一过去更常用的术语,而是使用了“合宪性审查“概念。这体现了我们对于自身独特性的强调。

合宪性审查制度在过去几年发展迅速。这个制度一旦生根,就会有自我发育、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也可以从很多国家经验中看到这一点。

在我看来,这项制度的成长和发育,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宪法实施效果,最后一定会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这个历程不会短,我们都身处历史之中,若干年后回过头再来评估,一定会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责任编辑:刘子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