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啸:疫情危机下的国家能力新面向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唐 啸
唐啸:疫情危机下的国家能力新面向

[导读]紫荆网11月30日报道:11月28日,2020年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年会暨“国家治理的全球视野”学术论坛于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举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唐啸副教授出席年会并演讲。

唐啸。

唐啸。

紫荆网11月30日报道:11月28日,2020年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年会暨“国家治理的全球视野”学术论坛于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举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唐啸副教授出席年会并演讲。

附原文:疫情危机下的国家能力新面向

文/唐 啸

我的汇报是关于国家能力新面向,对于这个问题思考来源于新冠疫情给国家治理带来新挑战,理论建构上我把新冠肺炎疫情建构成了非传统安全危机,也是通过非传统安全危机思路使得我更希望探讨政治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理论—国家能力理论,可能面临现实世界的张力。

我们都知道国家能力理论里核心面向是关于一个国家安全与发展问题,但是传统国家能力理论所面临对象挑战主要是传统安全危机。随着全球化以及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我们会发现人类所面临和国家所面临安全危机有了很大变化,变成了非传统安全危机,这个非传统安全危机和传统安全危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我借助了关于危机理论“四个面向”选择了这样“四个面向”探讨区别,并且从“四个面向”探讨有可能对国家能力理论带来什么样新挑战。

分别包括威胁对象、进程、来源和范围,从威胁对象角度看非传统安全危机最大变化是主体公共性变化,大家一听学术名词觉得很奇怪,传统安全危机没有主体公共性吗?我用两张图片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1943年美国太平洋战争时期两个图片,上面是后方,是美国纽约一张照片,下面是美国1943年瓜岛战争,瓜岛战役美军投入兵力和伤亡率在40%左右,美国人在后方没有危险,在前线30—40%的伤亡和死亡。

但是,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这一威胁不再一样。后方和前线有了极大模糊性,我定义称对一国之内全体主体产生无差异威胁,导致公共主体均等化的趋势。新冠疫情被保护好政要和明星也有威胁,它带来恐怖更具有广泛,威胁是每个个体产生威胁应对非常强的动力,因此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不再是国家行动备受接受者而是应对威胁主动参与者。国家能力强调动员,非传统安全危机话题里传统意识形态等等一系列为了动员所建构东西似乎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是什么呢?如何更好协调和引流对于社会的危机。

这里面举一个例子,在新冠肺炎疫情引起极大争议武汉红十字会的例子,我们发现编制只有13人,这是因为以前红十字会所需要协调的力量是很小的,所以编制很少。但是非传统安全危机你发现大量人员和资金流涌入红十字会,而红十字会没有这样协调能力。

主体公共性对国家能力新理论要求是国家要对资源充分引流与协调,以应对基层社会低组织化的风险。虽然基层社会有了非常强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动力,自身是低组织化的态势,所以国家在这里发挥作用不再仅仅是动员作用,而是把动员和协调分开,更多作用是进行协调,这是主体公共性带来的要求。

第二是时间非线性,我用三个例子对它进行解释,三个疫情餐饮业例子比较形象说明不同模式的国家能力。第一火锅,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吃火锅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新冠肺炎疫情对火锅行业带来毁灭性和摧毁性的打击,有些国家的国家能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危机就是火锅型。还有一些国家能力是什么呢?它的应对看似是非常有效的,武汉鸭脖型,我们知道武汉疫情发生比较严重,此时你家楼下的武汉鸭脖餐饮业立刻说我们卖的是本地鸭不是武汉鸭脖,看起来是比较好的应对,但疫情一旦恢复武汉鸭脖生意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应对方式是兰州拉面,兰州拉面在疫情期间架几个架子,大家可以继续吃拉面了。而疫情一结束,也很容易调整会平时的模式。

国家能力肯定不是火锅式,因为肯定完蛋,甚至传统国家能力理论里里的国家能力也多是武汉鸭脖型,你快速应对就可以了,但我们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间非线性情况下,我们希望国家能力是兰州拉面式的。

为什么呢?因为,非传统安全有两大特点,第一威胁进程不可预测,传统发现战争都有一个完整危机爆发和准备过程,但是像新冠肺炎疫情进展速度非常快。

第二是短时间内进程高烈度反复震荡,这会要求新的国家安全必须有新的面向,这个面向是什么?以前国家能力如何能够实现战时能力和平时能力,这个能力需要常态和非常态两种能力目标,对国家能力理论产生新的挑战。

这里对于新的国家能力理论里要强调行政组织适应变化能力,这包括官僚队伍和国家议程两方面新的调整,在国家议程里必须要认识到非传统安全所带来非线性议程扰动,所以挑战了原有国家能力单一化的理论,要求提高对于非传统安全不可预测性的行政弹性,以及国家长期议程对于非传统安全的接纳和吸收能力。

第三是信息不对称性,其实我们做公共管理,肯定觉得信息不对称性觉得不稀奇,所有国家和行政组织都会有信息不对称性,为什么非传统安全领域谈信息不对称性呢?这里举一个小例子。

“食物摄取方式和身体质量指数存在正相关关系”,此时你听到话感觉是什么?肯定是想让他说人话,翻译出来就是“越吃,越胖。”

这里引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真正专家是很少讲通俗语言,大量组块式学习和讨论过程可以帮助你在学习共同体表达和思维。但是这样的语言方式会在非传统安全中带来新的问题。比如疫情期间,武汉卫健委说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结果这句话在事后引起特别大争议。但从科学角度来说,明显人传人的标准非常高,要看流行病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证据。所以当一个官员把专家话直接拿对民众说或者作为决策依据的时候,它会很显著带来一个很强信息不对称性。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里,你会发现高度专业化和科学化的知识需求要求极高。传统安全无非是战争、经济发展等等的话题,因此决策者和技术专家是一批人,官僚具有很好既有的知识和经验。但非传统安全领域则明显不一样,专业知识领域的封闭,会带来新的信息不对称性,用我话是结构性信息不对称性,结构性信息不对称性体现科学群体和官僚两个群体均掌握应对威胁所需要部分信息,必须要求二者共同结合。

我们认为新的信息不对称性里国家能力会有一个新的要求,对于传统国家能力讨论里我们不仅去谈条块关系的信息不对称性,而是要重新打通科学群体和官僚群体由于知识结构所带来的结构性不对称性。特别重要是在非确定性知识领域里、信息领域里国家如何进行有效反映和认知,这会对国家认识理论信息处理能力有新的要求和一系列新的扩展。

最后是一个关于地区外部性的例子,我还是用小的故事来开始,这个故事可能在北京生活人都听说过,北京买房小王在奋斗十年燕郊买了房,进了房收了条短信是,河北移动欢迎你,讲述北京北漂一族辛酸故事。

我按照这个故事进一步的延展了下,疫情期间小王一直在家,却一直被要求隔离14天,因为他发现卧室是河北移动欢迎你,在洗手间是北京移动欢迎你,河北北京均认为小王多次离境。

这是小例子它在讨论什么话题呢?传统应对安全危机和发展的时候,国家行政组织依据空间结构组织起来,层层叠叠,应对所有危机的时候本质思维方式依然是一套划分空间思维方式。但是此时看到新冠肺炎以后呈现很强的特点,具有很强跨区域性,而且跨区域性是不断跳动和变化的,传统安全应对你再怎么应对依然以疆域为基础主权安全展开,非传统安全不再以疆域为核心应对,不再限于某一个地区空间,而且需要区域间高度协作。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很大一个变化是你有跨越属地组织行动能力,必须要求属地安全责任观,一国国内中央政府的整合是对内的,它要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各国之间有超越安全观超越,以及行动组织有效协调和沟通。它对国家能力有特别大的影响。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口号和号召,而是必须立刻转化的行动。新的国家能力理论对外关系维度更为强调合作和组织关系协调,对于全球主要大国,他国有难而言不再是看笑话的角色,你会发现未来越来越多非传统安全应对更多需要跨国际组织的协调,所以对于国家能力而言,以前对于国家能力测验是GDP、军事实力,也许以后对国家能力一个大国是否协调其他国家共同应对一系列的威胁。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非传统安全危机跟以往传统危机相比有四个特定,主体公共性、时间非线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地区外部性。有此要求对国家能力有新的四方面发展,国家能力与社会互动、国家能力对象快速动态转换、传统行政知识与各领域知识国家能力之信息处理、对国危机和对人危机,国家能力整体对外的协调。

以上是我的一个汇报内容,最后一点是我想讲一点,国家能力理论是我们非常熟悉一个理论,甚至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这个理论没有什么可研究,但当你发现现实世界的挑战时,理论永远是灰色的。所以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表明现实世界对理论创新无止境的需求。

我们从历史里学到唯一一点就是什么都没有学到。

责任编辑:刘子恩